在人類歷史上,最好的職業,莫過於當皇帝。然而,話說回來,在古代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中,最不好的職業,大概也是當皇帝,不過是當末代皇帝。『皇帝』加上『末代』二字,基本上就是『秋後的螞蚱』了。


根據新民晚報報導,『皇帝』一詞,為秦朝的嬴政所創。他自稱『始皇帝』,在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裡,記載他的這樣規定:『朕為始皇帝,後世以計數,二世三世至於萬世,傳之無窮。』結果,這番很宏偉的大話,成了天大的笑話,就在他死後,二世當了三年皇帝,就下台了。胡亥與古代中國最後一位皇帝愛新覺羅·溥儀,從登極到被革命遜位的年頭相似。


北京這座城市,曾經是古代中國封建社會中三個重要王朝,元、明、清的首都,因此,也相繼出現過三朝末代皇帝,挨個兒數為元朝的元順帝,明朝的崇禎帝,清朝的宣統帝。事後來看,在紫禁城太和殿上,被他父親醇親王抱上龍椅的三歲溥儀,運氣是比較好的。在這三位末代皇帝中,溥儀算是有個好下場,最後能夠得一個壽終正寢的善果,因為他碰上了中國共產黨,被改造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,這是世界史上的一個特例。


而元順帝逃亡途中,痢疾不治,送命於漠北,崇禎帝倉皇出宮,薄衣單衫,吊死於煤山,都不得好死。這位朱由檢尤其悲慘,當人們找到他的屍體時,一隻腳穿鞋,一隻腳光著,可見這位末代皇帝,死得多麼狼狽,多麼艱難了。所以,從長遠的歷史角度考察,皇帝,加上『末代』這個字首,通常都沒有好下場。任何一個具有正常思維的人,對於這份職業,哪怕工資再高,待遇再好,想到最後的結果,大致會敬謝不敏的。


皇帝所以末代,是他所處的那個封建社會所決定的,是他所處的那個靠天吃飯的農業經濟基礎所決定的,是他所處的那個汪洋大海般小農經濟思想所決定的。這三個決定因素,便注定了任何一個封建王朝,難逃由興而衰,由起而落,由勝而敗,由強而弱的過程。然而,末代皇帝在位時,大抵不知道自己在扮演著王朝最後的謝幕者,注定了的休想討好的倒楣角色,尤其不可能知道不久的將來,他要和這個末代王朝一塊完蛋,一塊被送終。弄好了,退位下野,弄不好,人頭落地,興許還更有可能,既非遜位,也非殺頭,而是逼得他上吊抹脖子,一死以謝國人;若早就知道會是這樣完蛋,估計打死他,也不會幹的。誰願意吃飽了撐的,自討苦吃,有今天沒明天,做那種沒有幾天蹦頭的皇帝呢?


但是,任何事物,有其始,必有其終,每個封建王朝,不論其如何文治武功,如何開疆闢土,如何國富民強,如何盛世文章,都有走到頭的那一天。那一天,坐在龍椅上的那位,就是末代皇帝。孔夫子說,『君子之澤,五代而斬』,這是硬道理,君子如此,王朝亦如此。元朝八十七年,明朝二百七十七年,清朝二百七十六年。大概在這個世界上,任何一個強大的國家,都難逃這二百年至三百年的興衰周期。葡萄牙如此,西班牙如此,大不列顛日不落帝國也如此,這是誰也拗不過的『盛極而衰,否極泰來』的歷史辯證法。氣數盡了,國脈斷了,江山垮了,天下亂了,王朝的末日也就來臨了。於是,末代皇帝就會在歷史的這一刻出現。


改朝換代,鼎革易幟,一部《二十四史》數千萬言,就是闡述這種新陳代謝的必然。從古至今,除了那位赤著腳板去見列祖列宗的朱由檢,留給後人一些尊敬和惋惜,作為例外,其餘所有逆勢而為的末代皇帝,永遠定位在這個被嘲笑的角色上,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。


古代中國封建社會一共三百多位帝王,就像北京前門外月盛齋那鍋永遠在咕嘟著的老湯一樣,由於換湯不換藥的緣故,你就別指望能夠熬出來什麼新鮮別致的味道。於是,在古代中國歷史上,像走馬燈似的,走過來一輪又一輪的末代皇帝。不過,按在北京建都的這三朝,他們最後一位統治者,恰恰分別代表著古代中國末帝的三種典型。



一種,為元順帝類型的,如秦二世胡亥,如蜀後主劉禪,如陳後主陳叔寶,如宋徽宗趙佶,他們可稱作『催死鬼』一派,本來這個王朝已經陷於積重難返,無可救藥之際,這些末代帝王不但不守成持穩,盡量拖延著不馬上完蛋,而是生怕它死得不快,倒行逆施,加重危機,使得這座王朝大廈,只能傾覆程度越發危重,除加速度地走向滅亡,焉有他哉。


一種,為清遜帝溥儀類型的,如西漢孺子嬰,如南齊和帝蕭寶融,如唐哀帝李柷,如宋末帝趙昺,他們可稱作『短命鬼』一派,這些童稚之輩,雖然坐上了大位,但不能把握自己命運,不是被挾制於母后,就是受制於宦官,如提線木偶,如玩具傀儡。他們根本是不由自主地被放置在這條即將沉沒的船上,既不能自救,也無力自拔,最後只能聽天由命地隨著王朝的滅亡而殉葬。


再有一種,則是明崇禎帝類型的。他們可稱作『苦命鬼』一派。要說這個朱由檢,還真不是一個亡國之君,旰食宵衣,恭儉辛勞,在位十七年,是位非常勤政的皇帝。按清朝開國皇帝順治所言,『明崇禎帝尚為孜孜求治之主,只以任用非人,卒至禍亂,身殉社稷。』是不能與『失德亡國者同類並觀』的。然而,大明王朝自嘉靖、萬歷諸朝敗德亂政之後,衰亡頹倒,是勢不可挽的過程,有勵精圖治之心,無回天救世之力,最後被李自成包圍得無路可走,無處可去,只好逃到景山上,找了一株歪脖樹上吊。在想振作、想恢復這一點上,被金人擄走的宋欽宗趙桓,多少與崇禎帝有點相近。然而,大樹已經連根拔掉,倒了下來,一隻手想扶住不讓它倒,那是無濟於事的。大勢已去,時不我予,只能隨之一起覆滅。


現在,回過頭去看,在古代中國全部末代皇帝中,只有經共產黨改造成為新中國公民的溥儀,算得上是最幸運的一位。這位末代皇帝的標本,在上個世紀末,最終離開這個世界,謝天謝地,對中國人來說,他所象徵的那一鍋老湯的封建制度,也就徹底地走進了歷史。但封建社會的余毒以及作為其精神基礎的小農經濟思想,恐怕就非一朝一夕所能改變,要想蕩滌乾淨,大概還需假以時日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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